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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之城”（或“知识城市”）可能是20世纪美国创造出的最成功的概念之一。这个概念至少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将知识创新和高科技产业作为发展之动力；二是将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作为城市之核心；三是将人才，尤其是顶尖的创新人才作为社会之根本。半个多世纪以来，以硅谷为代表的知识型城市理念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城市发展观，将教育、科技与人才融为一体，纳入整体的区域规划和产业建设当中。归根结底，知识之城及其建设理念的出现，源于生产力的进步及其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根源在于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及其带来的科技创新。
正如本书作者所言，知识之城是科学创新的原动力，是高科技产业的聚集地，也是科学工作者及其家人的乐园；研究型大学位于中央，是知识之城的心脏。20世纪中期，从加州的硅谷到波士顿的128号公路高科技带，从费城到旧金山半岛，全美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全面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之城建造运动。这场运动的缘起有些难以追溯，似乎一下子在全美各地就全面爆发了。发起者和执行者的身份也极为多元，从联邦政府到地方当局，从政界精英到企业高层，从知识分子到平民百姓，似乎都在迫不及待地张开双臂迎接这种全新的城市生活。尽管理念大受欢迎，但要想成长为真正的知识之城却绝非易事。严格来说，知识之城的建构并非哪一个地区或城市的独家专属，而是一种经过精心策划、徐徐发展而成的特殊社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政治与文化的物理表现形式。
展开剩余65%首先，知识之城是冷战时期的特有产物，“由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政府与市民社会联手打造而成”。冷战爆发后，苏联成功研发原子弹，然后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到太空，这些领先的科技成果全面触动了美国政府的危机意识，也激发了美国“朝野”上下的科技创新热情。在此情形下，从联邦政府到地方当局，从资本巨鳄到普通百姓，都将高科技研究创新当作领导西方世界对抗苏联阵营的关键。为了鼓励研究型大学进行科学研发，联邦政府做了大量国防宣传，也拨付了巨额科研经费。不仅如此，在美国一贯的政治传统下，地方政府和研究机构在如何申请国家资金的问题上拥有较大的裁量权，地方资本对于科研成果的转化也有着极强的参与意愿与行动力，这就让以精英研究型大学为中心的科学研发热潮发展成一场孕育高科技产业的盛宴。
其次，知识之城还是郊区化时代的产物。20世纪中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美国的中心城市已经因为过于密集的人口、过度拥挤的交通和不断加深的种族矛盾而走向衰败，“枯萎病”困扰着东西海岸的几乎所有大型城市。在此情形下，再叠加苏联核武器的威胁，美国联邦政府决定开展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去中心化”运动，即将人口（尤其是中产阶级）和产业（主要是国防产业和新兴的高科技产业）疏散到风景优美、交通便利的郊区地带。为推动去中心化，美国联邦政府为迁往郊区的人口和企业提供了极为优厚的免税政策和公共补贴。新兴的郊区成了科研园的天然落脚点，而原本就坐落在郊区地带的大学更是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一言以蔽之：“冷战让科学家成为时代精英，郊区化运动则重新规划了都市空间……知识之城就是上述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必须同时满足以上两种因素，知识之城才能巍然矗立，否则不能成立。
以上可以说是创建知识之城的“硬件”，除此之外，相应的“软件”也必不可少。本书作者认为，知识之城是典型的美国特产，是在联邦制与私有制相结合的政治体制下科技产业得以充分发展的自然结果。更准确地说，知识之城源于美国政治制度的内在张力，尤其是冷战时期国家建设战略的内在张力。冷战的爆发给予联邦政府足够的动力和信任度来强势资助科学研究和科技产业，但美国政治传统又强调政府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保持弱势。面对历史传统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联邦政府最终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那就是向研究型大学和科研型企业赋权，使之成为政府代理人与合作者。而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以研究型大学为中心，由地方执政者、大学管理层以及当地资本家共同商议，在特定区域打造全新的科研园，这就是知识之城蓬勃生长的奥秘。
一个城市或地区如何才能成为下一个硅谷？本书探讨了20世纪后期高科技发展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以及关于人才、工作、资本和机构的神奇公式为何如此难以复制，扩大了我们对战后城市历史的认识，对规划未来的高科技经济至关重要。本书既有深入的实证研究，也有创造性的解读，是有志于建设下一个硅谷的人的经典之作。
（作者为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正规合法的股票配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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